“法治村长”送法入村，为群众排忧解难，前移了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关口，也破解了案件执行难题

查人找物难、矛盾纠纷化解难、群众法律意识淡薄，是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法院执行难的突出表现。

作为我国人口最多的农业大县，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自2017年底以来，从公检法司四家单位选派了395名在职干警，到全县395个村、社区、居委会担任“法治村长”，送法入村，有效化解了农村案件执行难问题。

“法治村长”延伸执法触角

在临泉县马营村公示栏里，一张“法治村长”人员公示图引人注意。图里详细介绍了该村“法治村长”董秀云的信息，既有单位、联系电话和照片，还附上“法治村长”的工作职责内容。

“在村公示栏中公布信息、在村里发宣传单，就是为了方便群众及时求助、提供线索。”今年51岁的董秀云是临泉县人民法院宋集法庭的员额法官，担任了马营村的“法治村长”后，她对村里情况进行了摸底排查，每月下访1～2次入村开展工作。平时她还会经常接到村民的咨询电话，“从离婚纠纷到邻里口角，都能远程为村民们解疑释惑。”

“临泉县是国家级贫困县，地处两省交界，农村情况复杂，六成案件来自农村，民事转刑事案件发生率较高。”临泉县县长梁永勤说，“法治村长”送法入村，不仅能利用自身的法律所长服务三农工作，还能团结基层能人贤士，共同为群众排忧解难，提高矛盾纠纷排查及时率、矛盾化解成功率及案件执行成功率。

化解“查人找物难”

今年4月，临泉县人民法院执结了一起拒不支付老人赡养费案件。2013年底，法院判决马营村村民李某自觉履行赡养老人的义务，每月为其父支付3000元赡养费。但被执行人李某仅仅支付了一次后，就外出逃避执行，难以掌握行踪。、

董秀云到马营村当了“法治村长”后，在日常走访中了解到李某将于4月初返乡。借助这一线索，临泉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执行法官顺利找到了李某。“法治村长”、乡镇干部对李某进行了说服教育，终于让他认识到了错误，主动履行了法院判决和赡养义务。

“基层执行案件最怕找不到人。临泉县人口流动性大，查人找物难度大。”临泉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晓辉说，“法治村长”熟悉社情民意，能够协助执行局查找被执行人下落，了解被执行人财产线索，送达相关法律文书，发挥了“千里眼”“顺风耳”的作用。

临泉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员史明振说，“以往老百姓对执行员总有抵触情绪，但‘法治村长’既懂法律又熟悉情况，在他们帮助下，有效化解了执行难题。”

“法治村长”还借助村级法治服务微信群，发布法院执行动态、寻人找物、实现“线上线下”联动、“部门内外”联动。1～5月，临泉县的“法治村长”共协助查人找物350人次、送达文书150余次。

“临泉县人民法院加强与房产、公安、保险公司等部门的联动，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执行，延伸了办案触角，扩大了司法半径。”安徽省高院副院长徐致平说，得益于“法治村长”等联动机制的探索与创新，自4月安徽省开展“江淮风暴”执行攻坚战以来，截至8月8日，已受理执行案件逾14万件，10017名“老赖”清偿债务12.2亿元。

前移化解矛盾纠纷的关口

临泉县人民法院宋集法庭庭长刘汝成是新集村的“法治村长”。这大半年来，他为村民们解决了一大批牵扯到家事及邻里纠纷、土地流转纠纷的案件。

“除了接受群众咨询，还经常主动上门，一方面给村干部、村民们讲讲普法课程、执行攻坚战的力度与成效，另一方面利用‘背包法庭’以案释法，将一些典型案件的审判设在老百姓家门口审理，提高司法权威性，督促‘老赖’主动还款。大伙可愿意听了，经常会议室站满了人。”刘汝成说，从坐堂办案到下沉一线，自己也得到很大锻炼，提升为民服务意识，更提升了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。

“引导群众依法维权，也能大大降低民转刑的概率。”董秀云说，有村民曾向她咨询面临的离婚难题。原来，当事人双方并未办理结婚证，男方担心两人“离婚”后无法讨回13万元的彩礼，为此双方情绪激动，争执不休。董秀云向村民介绍并分析了相关法律知识，“虽然没有办理结婚证，但也可以根据同居时间长短及过错程度来审理。”听了董秀云的解答，该村民选择提起诉讼，经由法院判决，追回了部分彩礼。这样，一起有民转刑苗头的纠纷得以顺利化解。

“‘法治村长’通过做好法律咨询、法治宣传工作，将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关口前移，不仅降低民转刑可能性，也在以案释法中强化了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，督促一批‘老赖’主动还款，推动形成办事依法、遇事找法、解决问题用法、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。”杨晓辉说。(文/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代群 张紫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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