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华学诚（北京语言大学北京文献语言与文化传承研究基地首席专家）

 

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，要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”。这一重要指示不仅具有科学性，而且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。我国现行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过分强调了来自西方的所谓“科学主义”，而在不知不觉中消解了中国历史学科的“人文主义”传统。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对于校正现行学科体系所存在的这一根本缺陷，包括校正语言文字学科存在的“西化”毛病，具有重大指导意义。

 

古代语言，包括记载它们的甲骨文以及各种古文字，是中华文明的活化石，也是中华文化得以传承与发扬的历史瑰宝。重视语言文字研究，把语言文字置于崇高地位，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。早在先秦，古人就已经知道语言文字是发展的，任何新时代的来临都“必将有循于旧名，有作于新名”；汉代人认识到能够“垂后”“识古”的文字，是“经艺之本，王政之始”。所以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语言文字研究大国，传承绵延不断，成果丰硕无比。

 

西方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理论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相继进入中国。从此，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研究走上了在西方语言学主导下前进的道路。当然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取得了丰硕的成果，但也一直因“委心远西”“仪型西方”而深受“西化”模式的困扰。中国语言文字历史研究的综合性，特别是人文性诉求至为突出，将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研究纳入西方语言学的分析体系之中，终究是方枘圆凿、治丝益棼，“拉丁语法汉证”是一条没有前途的道路。

 

习近平总书记用六个“性”概括了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，即继承性、民族性，原创性、时代性，系统性、专业性。这不仅精准地把中国特色的要求体现了出来，还凝练地把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和人文性融合在一起。西方语言学在中国的百年实践，之所以一直水土不服，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无法适应中国语言文字深厚的人文性特点。

 

中国的语言文字之学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，也因而具有特殊的历史发展轨迹和特殊的研究方法。笔者认为，具有中国特质的“文献语言学”是与之相适应的一条中国道路。

 

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，不管来自历史传承，还是来自考古挖掘，都是语言文字历史研究的资粮，这些文献中系统保存下来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中的优秀成分，不仅具有独特的民族性，而且能通过研究、传播而得到科学继承与发扬。

 

中国语言文字丰富多彩，有历史文献记载的语言也很多，充分掌握这些特有的文献语言，利用这些资源开展共时与历时研究，揭示中国语言文字的结构法则，探索演变发展规律，提出基于中国文献语言的理论创见，就能够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，从而不断丰富发展普通语言学理论宝库。

 

古代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研究，遭受诟病最多的一点就是，缺乏系统理论，没有学科建构，因此无法与世界学术对话。“文献语言学”除了应用目标之外，还强调理论目标，就是科学揭示语言文字规律。所以，正如习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，应该努力建构出中国特色的学科理论，只有这样才能体现“系统性”；要培养出一支高水平且年龄梯度合理的学科队伍，真正形成有对话能力和对话分量的中国学派，只有这样才能做到“专业性”。

 

文献语言学提倡借鉴、吸收、消化世界上一切先进的语言学理论与方法，但其根底则始终立足本土、专注文献、重视人文；强调发扬中国古代重综合的传统，尤其是重视借助多学科的支撑对材料做精微的科学分析，正确理解材料中的语言文字事实，继而探索出符合中国语言文字实际的内在规律。

 

对于语言文字历史研究而言，语言文字事实永远是第一性的，语言文字理论则是第二性的；语言文字历史研究的材料是文献，所以为了弄清语言文字事实必须首先研究文献，这是立论的基础与前提。材料上、方法上、研究目标上，文献语言学都鲜明地体现着中国特色，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语言文字学科需要大力建设。

来源：光明网-《光明日报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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